台湾首见的邪教犯罪影集《我愿意》，由金钟编剧吴洛缨、《角头》亿万票房导演姜瑞智共同执导，取材自国内外真实案例，探讨变质的心灵成长团体 如何利用人心的恐惧与匮乏进行操控。本文专访身兼编剧与导演二职的吴洛缨，谈谈她创作的源起与田调过程，以及创作中的各种反思。
每天都在接收资讯，我们还能独立思考吗
资本主义带来了功利与竞争，社会看似迈向多元，但我们真的有选择吗？
故事 StoryStudio：《我愿意》是台湾首部以邪教为主轴的犯罪影集，想请问您当初为何想以这样的题材为创作主轴？与台湾的环境有关吗？
吴洛缨：邪教这个主题，听起来很冷门，也可以做得很猎奇，从心理学的角度切入去创作戏剧，的确比较少见。但，台湾是目前华语地区唯一能自由自在讨论议题的国家，我们享有言论自由的优势，如果能清楚意识到这点，就更能发展出我们独有的方向。
这出剧创作的灵感，来於 2016 年某大学的性侵案：一名女生在校遭遇男同学的性侵，却受到系上师长及同学的攻击。这些老师在年轻时都是有理想的社运份子，然而当他们成为领袖人物时，所作所为不只与信念背道而驰，底下人竟也盲目接受他们的观点，这件事对我造成强大的冲击。
在这讯息传达极度快速的时代，人很容易在一种引导及简单的口号下，产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论述，把不可思议的认知传达给受众，手法与邪教很像。
我本身就持续在关注邪教议题。2018 年左右，韩国拍了《救救我》（구해줘），美国也拍了《朝圣之路》第三季（The Path），这些创作的出现让我嗅到这是一个现代人需要小心的议题。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究竟是变得更自由，还是更容易「放弃思考」呢？
我很想知道，是什麽东西在吸引着这些人？人们如何决定去相信一件事？我不想针对某个宗教去批判，因此，我用「身心灵成长团体」取代邪教的概念，我批判的不是宗教，而是手法。我也不走「宫庙」、「民俗」的路线，我不要这个议题变得「猎奇」，那样观众就仅止於视觉刺激，不会再思考更多内在的东西。於是，我选择用人类共同的情感，成为这出剧走向国际共通的语汇。
故事 StoryStudio：洛导谈到邪教的存在，某部份与人们「放弃思考」有关。而有些人认为台湾这几年应是走向更多元的发展，想请问洛导是否有不同的看法？
吴洛缨：我认为这三十年来，台湾资本主义化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愈来愈严重，拥有较多文化资本或讯息声量者，就更能掌握所谓的「多元」管道。所有的东西似乎都能被标价、被交换，道德品性在功利社会的教育底下，都被资本主义价值取代。
我的孩子从小学开始，我就会问他们要补习，还是去旅行？他们大多选择旅行，所以从小就去过很多地方；在受教育过程中，我也允许他们有很多停顿。我女儿读美术系时，中间有一年在家里画画；我儿子十八岁毕业那年，一个人徒步环岛四十几天。我认为，一个人最好的教养来自阅读、经验、跟人的接触及生活，这比很多事都重要。
在这些自由底下，他们较能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能接受自己的茫然，对人慷慨、善良。孩子们长大後，我也学习疏远他们，让他们自己成长，我没有想知道他们太多事情，因为我知道自己在这年纪，也没有想被这样对待。父母的角色很多变，并非抓着「亲权」就僵硬不变的说教者。
然而，我们大部份的教育方针，让孩子接触到的是考试要用的能力，父母也在同样的教育体系下成长，以致孩子更加无法独立思考。整个环境竞争愈来愈激烈，却又会出现一些如：「某人不用读书就考上耶鲁大学」的新闻，我们不再只期待人靠清贫苦学翻转阶级，而更倾向包装我们变得很自由，但现实生活真的是这样吗？
故事中的凯莉，就是一个被包装在伪自由、伪多元观念底下的角色。她是一个老师，生长於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的人生困境，发生在孩子进入青春期、展现叛逆时，开始变得不与她亲近。孩子小的时候，她还可以情绪勒索；青春期後，孩子有了自己的主张，即使凯莉以前受过同样的传统教育，却因为自己没有冲撞的经验，不允许孩子叛逆。因为，尊重多元，不仅要付出代价，还需要很大的勇气放手。
「传奇」的背後，我们真正渴望的是什麽
人们在匮乏中渴望听「故事」，却忽略真正的传奇是「自我超越」。
故事 StoryStudio：剧里的角色似乎都有着不同的阶级背景，请问洛导为什麽想以这样的方式呈现？
吴洛缨：凯莉来自中产阶级，歌手费慕淇住在天王级的房子里，还有来自底层家庭的嘉美……这出剧不是跳脱现实的虚构故事，而是每个阶层都可能遇到的现实──无论你是谁，都可能掉进深渊。
邪教就是在人最脆弱时接住你的恶魔，当你失恋、离婚、生意失败、被家暴、被性侵、原生家庭有问题时……就是它影响你最好的机会。人们在此时最需要寻找拯救自我的东西，你以为抓到浮木，其实是上到幽灵船。这是因缘巧合吗？不，这些人一定是有互相吸引的机会，邪教团体还是会选对象，不会浪费力气在看起来过得很好的人身上。
故事中的嘉美和她的先生及三个孩子，住在一处快要被都更的房子里，在非常穷困的情况下，她还是要把钱拿去上课。邪教团体是连最贫穷的阶级也不放过，甚至会借钱给他，让他觉得这件事重要到即使借钱也要完成。
故事 StoryStudio：《我愿意》的故事主轴围绕着邪教展开，而邪教中的领袖人物通常都极富人格魅力，又或是说他们通常擅长挑动情绪、进而在信徒脆弱时趁虚而入。因此在本剧中，「本生老师」是极为重要又极难塑造的角色。想请问洛导是如何构思出这位邪教教主的人物形象？是否有参照的原型人物？
吴洛缨：这个角色，我一开始就没想找像金城武、戴立忍这种演员，如果找他们，就根本不需要传教（笑），自然就会有很多信徒。相反地，本生老师一定要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对外包装得很好，他会念书、画画、跳舞、打鼓，就像神仙一样。因为，恶魔不会以恶魔的长相出现在你面前，一定要在伪装中让人景仰。人们总认为，艺术、才华就跟神秘力量一样，再配上他塑造的坎坷身世，搭配起来就有一种传奇感。
大部份人的生活容易走上一种固定的模式，平凡而琐碎。人对传奇的渴求，事实上是在其中投射自己，抵抗庸庸碌碌的生活。
但，我们仔细去探究一些真正令人敬佩的「传奇」人物时，你会发现跟这种「传奇感」还是有所不同。例如，一个成功的运动员，在成为传奇之前，他不是思考如何变成一个传奇，而是如何不断超越自我，但恶魔塑造的传奇就只是他想成为一个传奇，没有中间的过程。
「相信我。」然後坠入深渊
人们需要相信什麽，相信到什麽程度才不会受伤？
故事 StoryStudio：剧中明星费慕淇加入心灵成长团体「幸褔慈光动力会」的情节，不禁让人联想到日本知名乐团X-Japan主唱Toshi加入无神宗教「Home of Heart」，另外，剧中还有很多情节与场景，都可以窥见许多真实世界中曾揭露过的邪教的影子，想请问洛导在构思剧情时参考了哪些真实案例？是否有事前进行田调，进而获得一些启发？
吴洛缨：田调研究时，我参考许多国内外的案例。费慕淇的确是参考 Toshi 的原型，在他後来出版的自白书《洗脑》中，有一幕是 Toshi 表演时被嘲笑是在唱「心灵音乐」，当他回到家，却看到教主和老婆在自己的别墅里幽会。直到那时他都还没从邪教的恶梦中清醒，就像许多宗教会让你以为这就是你的「业」和「罪」，用一种无法求证的说法，来解释你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再告诉你如何变得幸福。
在本土案例中，我们也研究了「日月明功案」。（注：2013 年，教主陈巧明原本是个舞蹈老师，自创「日月明功」让学员在彰化祖厝「默园」灵修。2013 年以管教之名，囚禁成员黄芬雀当年才 18 岁的儿子詹淳寓，不只没给饭吃还教唆其他成员拿水管、竹子轮番殴打，面对儿子多次下跪求救，黄芬雀却还是臣服在陈巧明权威下，目睹儿子被凌虐致死。）
陈巧明原本是个舞蹈老师，在离婚後性情开始转变。我们在谈这案子时，有个演员说小时候曾跟她学过舞，那时她还是个温柔的老师，会做点心给他们吃，殊不知後来会演变至此。或许一开始，陈巧明只是想让失婚妇女变得更好，後来为何转变成控制、凌辱，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後来我们知道，「日月明功」里还有学校的辅导老师，当这一切以爱之名的伤害被包装成帮助人成长的语言及观念，就将导致盲从的悲剧，就与《我愿意》中的凯莉一样。
事实上，像陈巧明这样的人物，她深知人生是苦的，但没有足够的智慧去面对这个事实。她选择把这想法发展成一套系统、一些口号、一套制服……让不安的人在服从命令中找到安心感，只要一旦有人出现反抗的念头，就会全力控制，不容有任何独立思考的空间。
资本主义下，人对於物质的慾望愈来愈大，所谓的物质指的不只是金钱，也可以是一份证书、一张学历证明。对某些失婚妇女来说，也许觉得有一个好的婚姻，才是拿到一张成功的证书……每个进入邪教的信徒，都在填补自己匮乏的因子，在里面找到让自己安心的解释。
故事 StoryStudio：我们知道洛导与知名精神科医师邓惠文即将推出关於《我愿意》这出戏的对谈书，可否透露一些对谈中的新收获？此外，也请谈谈这次剧中的配乐。
吴洛缨：邓医师能从这故事里看到许多与依附关系、崇拜、信仰、亲子……等议题，以很多案例实证分析。第一次对谈，我就觉得她很敏锐，可以解开你埋下的种种线索，我也从中看到自己没看见的观点，
这次的配乐，要特别感谢音乐人陈珊妮老师。我和珊妮老师都有个共识，要在戏剧里为音乐找到新的位置，音乐不只是用来烘托戏份的配角，而是让它产生自己的观点。因此，我们每一集都制作全新的配乐，富有实验性质，就是想把音乐之於戏剧的意义扩大。
这出剧不只有导演和编剧的诠释，还有演员本身对故事的理解，以及美术设计、灯光、摄影师……庞大的幕後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每个人都用各自的专业赋予这出剧独特的意义。整体来说，《我愿意》中最想探讨的议题是：我们需要相信什麽才能活下去？又要相信到什麽程度，才不会让自己受伤？
最终，我希望人不要放弃掌握自己心灵的权力，因为这是上天赋予我们与其他动物不同的独特能力。
| 7/29 我愿意 在中华电信MOD、hami video 每周五晚上8点 👉独家首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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