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Nato Thompson
译｜石武耕
意识洗白
赠与，无论是透过大型的广告专案、某家NGO在非洲提供的诊疗、还是把交换形式当成艺术所进行的赠与，已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事。表现善行的形式，近年来也越趋丰富多样。捐款救灾、捐助无家可归的人、在慈善晚会上捐献、馈赠邻人、捐款阻止气候变迁、把赠与当成一种社会体验的艺术创作。在原始社会，慈善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这种行动既是一种私人接触，也是一门公共事业与生意。慈善有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集体的，可能很诚挚也可能有操弄性。一般来说，赠与往往有点兼具上述特质。
研究赠与的早期民族学家牟斯（Marcel Mauss），在他影响深远的着作《礼物：交换的形式与功能》（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当中，就相当清楚地说明，交换与送礼在他所谓的「古式社会」（archaic societies）里扮演复杂而基本的角色，并且由此带出对於当代社会的交换所做的诠释。牟斯认识到，既然一切的经济都建立在交换上，那麽在他研究的这些社会中，赠与和收受礼物也与该团体复杂的权力安排、互惠、义务以及整体需求密切相关。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多多少少会让人觉得，所有形式的交换都是等价的（这里指的是不涉及团体的宗教、文化与社会义务，纯粹以数字为准的等价关系），但牟斯却指出，在历史上不同的交换案例，赠礼行为都揭示集体需求的复杂性，从而扰乱了上述的当代观念：
我们想在本书中单独探讨一种重要的现象，也就是理论上出於自愿、无关利害且自动自发，但实际上却出於义务且涉及利害的给付（prestations）。通常采取的形式是慷慨提供礼物，但是伴随的行为则是形式上的刻意与社会欺瞒（social deception），这项交易本身的基础就是经济上的自我利益。
为了探讨慈善的问题，牟斯从契努克语（Chinook）借用夸富宴（potlatch）这个词汇。夸富宴并不只是出於仁慈的赠礼，而是一种以充裕的财富压倒某个敌手或竞争者的习俗。夸富宴就是一份隆重到对方永远还不起的赠礼，由此证明送礼方无可置疑的主宰地位。不囤积剩余的财富，而是举行夸富宴与做慈善，就是在以不同形式扩充权力。慈善仍然是种交换。就算不要求回报，这种交换也与权力和文化密不可分。牟斯所研究的，是古式社会里的交换（亦可说是慈善）的复杂性，而当代版本的交换，受到全球经济、广告公司、NGO等因素的影响，又变得更复杂。
慈善是透过经济与人际接触表现出来的社会需求，无论是德蕾莎修女助人缓解苦楚，还是艺术家以慈善的方式腾出空间使公民意识觉醒，也许还有像金宝浓汤为了提升销量而刊登慈善广告。在从事慈善行为时，其中都有某种私密的人类情绪跟深层的社会需求，在推动由文化所驱使的消费社会。
从数据即可看出这一点，在二○一三年，全美国的慈善捐款金额已达三千三百五十一亿七千万美元，而且还在稳定攀升，其中大多都是私人捐款。这些数字应该不令人意外，从有人类文明以来，权力不均就一直是人们忧心的问题。耶稣对此也谈了很多，而凯撒在临死前也把他所有的财产、土地与钱财都捐给了罗马人民。面对真相吧，普罗米修斯会死在岩壁上，也是因为他把火送给凡人济助众人（philanthropic）。
随着人们开始思考赠与，也就会想到究竟何时是赠与，何时只是假装赠与。记录英格兰富人生活的作者富勒（Thomas Fuller）就在他的着作《英格兰显贵史》（Worthies in England, 1662）里讨论慈善事业的善恶百态，他写道，「日子过得就像狼，先把羊逼死，再把羊毛分给需要的人。」
既然有如此丰沛的金钱与能量，用在如此广大的全球范围助人，那就必须类比於治理（governing），来思考赠与行为的结构。要谈论赠与，当然就必须更广泛考量到恐将夺取（taking）体系正常化的结构。政府在本质上究竟是某种形式的赠与，还是某种形式的共享呢？
继续追问下去，当然还有赠与金额何以如此庞大，以及将夺取正常化的体系如何得以延续的问题。或许不令人意外的是，在美国，捐赠金额激增与贫富不均恶化是同步的，因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既提供了诱因鼓励人们赠与非营利组织，也让那些超级富豪大秀慈善事业。
二○一三年七月，身价数十亿的投资人兼慈善家华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之子彼得．巴菲特（Peter Buffet）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客座评论，批评他所谓的「慈善产业情结」。常常跟世界第一富豪吃饭并交换意见的彼得．巴菲特，用了一个独特观点来谈论济助行为（philanthropy）。
「为少数人创造庞大财富的体系毁掉多数人的生活与社群之时，『回馈』（give back）这个词听起来就越英勇。我会将此称为『意识上的洗白』（conscience laundering），赚最多钱的人如果要觉得好过一些，可能就需要在慈善行动当中，让大家雨露均沾。」
意识上的洗白，巴菲特声称，拥有财富的人确实需要洗涤自己的意识，这话听着倒是顺耳。言下之意是，慈善机构试图解决的问题，正是世界金融化的竞赛所造成的後果，因此也暗藏对於资本主义的批判。
用一只手做坏事时，另一只手做的在多少程度上算是好事，这或许就是慈善事业的效率。在这篇评论中，彼得．巴菲特还善用那些想帮助没有特权者的心里所掩饰的更广泛的殖民主义欲望：
我太太跟我刚开始从事慈善事业时，就注意到慈善殖民主义的心态。赠与者会以某种方式「一举成功」。对於特定地点所知甚少的人（包括我）会以为，他们可以解决当地的某个问题。无论这问题涉及务农方法、教育实务、职业训练还是商机发展，我都一再听到人们在讨论，要把在某地奏效的办法直接移植到另一地，可以不用顾及文化、地理或社会规范。
出於殖民心态的济助行为传统悠久。如果你年纪够长，不妨回想一下巴布．吉道夫（Bob Geldof）与米兹．尤瑞（Midge Ure）在一九八四年那首红遍全球却不明事理的歌曲〈他们知道圣诞节到了吗〉（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这是每到圣诞季电台都会播放的歌曲。为了替衣索匹亚的饥荒募集物资（其中毫无疑问也包括了羹汤）而写的这首歌，找来当时几位最红的流行歌手参加演唱，包括了杜兰杜兰乐团（Duran Duran）、U2乐团的波诺（Bono）与亚当．克雷顿（Adam Clayton）、史汀（Sting）、乔治男孩（Boy George）、保罗．麦卡尼（Paul McCartney）、菲尔．柯林斯（Phil Colins）、乔治．麦可（George Michael）、库尔夥伴合唱团（Kool and the Gang）等等，一直到一九九七年为止都是英国最畅销的单曲。其中一些歌词，就算不是直白的殖民主义，也愚蠢得难以置信（不明事理与殖民主义有时难脱关系）。以陷入战祸与贫穷的非洲国家为题的这首歌，在结尾重复着这样的副歌歌词：「他们究竟知不知道圣诞节到了呢？」
如此天真的提问，与其说是让人看懂歌曲的意涵，还不如说是让人看透了这些歌手。在合唱部分把歌词改成「我们知道自己在唱什麽吗？」说不定还更点题呢。
这支八○年代的摇滚乐明星队，骄傲而大声地唱出了自己的一片好意。他们究竟知不知道现在是圣诞节呢？就算烈日当空、水源枯竭，不知道圣诞节到了还是最惨吧？这样说你就懂了。有些人会说，这些摇滚巨星虽然明白这些歌词带有殖民心态，但也知道这类带有种族歧视陈腔滥调的音乐能够赚很多钱，好让非洲的黑人儿童有饭吃。也许在做慈善时，只要能赚钱，就能容许一切罪过了吧。
再继续恐怕会显得太愤世嫉俗，援助产业当然也是做了善事，二○○四年的苏门答腊海啸、二○一○年的海地地震，或是二○一一年的日本海啸等灾变的救灾资源当中，还是涌入来自许多国家与个人的援助。虽然这些资源的分配方式及实际效益都引发激烈争议，但无可否认，也是因为在接连发生重大地质灾变时，有这些金流涌入灾区，才使得救援到达。
没有紧急事态时，当然也有人进行慈善工作。非营利与遍布全球的NGO，也同样经历一番兴盛的荣景。这些分别处理饥饿、学校或博物馆等事务，必须以回馈社群为使命的机构团体，成为了提供照护、服务与文教的庞大基础体系。据智库「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指出，在二○一三年，全美国就有大约一百四十一万个登记在案的非营利组织，为经济贡献将近九千零五十九亿美元。
关於组织伦理以及援助目标有许多探讨。在负面观点方面，有人会说除了缓解苦难之外，慈善组织本身在整套基础体制里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也造成了这些需要救济的问题。有人的论点则与谈论社会福利时相似，他们认为慈善事业反而强化依赖，或者也有人会反过来主张，对於民间的慈善事业有迫切的需求，表示管治体系出问题。也有人会主张，慈善之於赠与者的意义终究多於接受者的意义，而援助的终极目标，也就是鼓励自力更生。
但你当然也可以说，对於贫富差距扩大、资源越趋集中而急需帮助的人来说，援助产业仍是少数提供支援的单位之一。与其把社会弊病归咎於慈善事业，倒不如将其视为减轻苦难的组织与作为，许多人在捐献时就是这样想的。
本章的篇幅有限，无法详列关於慈善事业大幅成长与协作系统的复杂探讨。实际上，这个产业的范围太广，使人难以辨别慈善事业与基本社会服务之间的界线。但在指出慈善事业无所不在後，现在我们要谈的，则是透过动人号召以进行品牌经营的做法。
（本文为《文化操控：挑拨激情、蒙蔽客观，为何权势者创造恐惧总是奏效？为何群众不会理性行动》部分书摘）
书籍资讯
书名：《文化操控：挑拨激情、蒙蔽客观，为何权势者创造恐惧总是奏效？为何群众不会理性行动》 Culture as Weapon: The Art of Influence in Everyday Life
作者：Nato Thompson
出版：马可孛罗
日期：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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