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埃金（Hugh Eakin）的着作《毕卡索之战》（Picasso’s War）虽然标题出现了毕卡索，但他只是相对次要的角色，从序言就能清楚发现这点。戏剧性的开头将读者带回1924年约翰‧奎因（John Quinn）纽约家中所举行的一场晚宴，奎因是一名华尔街律师，也是现代艺术和文学的先驱赞助人。咖啡端上来後，奎因带朋友和其他现代艺术爱好者欣赏他的新收藏，埃金写道：「他们被巨大的矩形所包围，在夜间与之相遇既令人着迷又诡异。」如果从书名来猜，读者可能会以为这里说的巨大矩形是巴勃罗‧毕卡索（Pablo Picasso）的某幅油画，但并非如此。
这幅画是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的着名作品《沉睡的吉普赛人》（The Sleeping Gypsy，1897年），目前收藏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卢梭是自学成才的艺术家，曾任职法国的地方海关。毕卡索着迷於卢梭的作品，把他介绍到自己的现代艺术圈内，甚至为他举办了着名的宴会。我们在书中後面了解到，毕卡索协助说服奎因购买了这幅油画，在这里卢梭是主角；毕卡索只是背景人物。
这本书的副标题为「现代艺术如何来到美国」，故事主角是两个美国人，而不是毕卡索（他继续以偶然的方式出现）：第一个是奎因，然後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创馆馆长巴尔（Alfred H. Barr Jr.）。埃金利用这两个角色带领读者走过美国人拥抱20世纪欧洲现代主义长达数十年的历史，这是一个断断续续的、偶然的，并非注定的结果。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奎因，不过巴尔仍被誉为开创性的艺术史学家和博物馆馆长。
这两个人都具有「阿甘」的特质：总是出现在各种重要的历史时刻。某些情况下，他们是这些时刻的关键人物——比如奎因在1913年组织开创性的军械库展览会（Armory Show）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只是在正确（或错误）的时间出现在正确（或错误）的地方。例如巴尔在1927年史达林（Joseph Stalin）巩固权力的时候参观了苏联的现代艺术收藏；1933年德国国会大厦焚毁、纳粹开始接掌德国政府之时，他恰巧就在那里养病，并亲眼目睹了随後纳粹对现代艺术的攻击。
埃金记录了这两个主角如何努力让美国艺术家、监赏家、收藏家和公众接受毕卡索与其艺术圈，因此，《毕卡索之战》最重要的贡献不在於描绘这两个人或他们喜爱的艺术家生平，而是以娱乐的方式详述了大西洋彼岸现代艺术世界的开端。在学术刊物和一般资料来源中，这段历史通常主要是从知名艺术家的角度来讲述，而艺术家的经销商、其作品的收藏家，以及负责展出艺术品的博物馆策展人都被边缘化。埃金的故事颠覆了常规的剧本，他书中的经销商、收藏家和策展人——也就是艺术产业——才是故事的核心。
埃金的重点放在20世纪的艺术界。不过在整个故事中，偶尔还是会出现19世纪的艺术家，如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爱德加‧窦加（Edgar Degas）、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法国印象派画家与其艺术之路标志着现代艺术的一个转捩点：它如何走向公众，并且销售给收藏家。
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期，法国艺术家透过政府赞助的沙龙展览展示他们的新作品。由於受到各个群体与体裁的压力，这个体系在19世纪下半叶崩溃了。那些被排除在沙龙之外的艺术家，比如印象派画家，开始寻求其他方法来展示和销售作品。社会学家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和艺术历史学家辛西亚‧怀特（Cynthia White）在1965年出版的《Canvases and Careers》探讨了「经销商－评论家体系」的出现。在这个体系下，印象派和其他现代艺术家越来越仰赖经销商把自己的作品推销到市场上，随着向公众展览艺术品的管道不再局限於评奖的展览，艺术家和经销商必须用其他方法来展示与证明新作品的价值，而艺术评论家填补了这个空缺。於是，报刊杂志上盛赞作品的评论，逐渐取代了沙龙的荣誉奖章。
尽管怀特夫妇关注的是印象派画家，但其他学者认为经销商－评论家体系真正的转变发生在随後的20世纪初，也就是埃金故事的起点，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描绘了逐渐成为主流的经销商－评论者体系。简而言之，埃金告诉读者目前的制度如何让艺术进到市场，如何被接纳为艺术品赋予其经济价值，并最终被世人推崇与膜拜。
在一些艺术史纪录中——也许是外行人的印象——艺术品经销商往往被形容为靠着艺术创新而获利的「寄生虫资本家」。不过在《毕卡索之战》里却不是这样：经销商得到了应得的待遇。例如毕卡索和他的朋友与同行——如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和安德烈‧德兰（André Derain）——在1910年左右可以自由自在地创作和合作，因为他们在巴黎的德国艺术品经销商丹尼尔－亨利‧坎韦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保证会买下他们产出的任何东西，他们可以一起到法国南部旅行，然後一起创作，坎韦勒的经济支持让艺术家得以无後顾之忧的发挥创意。
读者能从埃金的书了解到，这种艺术创新、商业成功和圣人化的过程——理论上听起来很高尚——往往是相当丑恶的。在美国走向推崇现代艺术之路的过程中，税法需要进行修改，难看的离婚也必须解决。此外，还发生了两场世界大战，导致艺术家受伤或死亡，犹太裔经销商也不得不逃命，其收藏品则被当成敌人的资产或被纳粹掠夺。埃金故事的主角也是那群观点矛盾、性格存在缺陷的人。在数百页的书中，奎因以英雄般的现代艺术拥护者形象出现，但後来我们看到，尽管他有一些犹太朋友，但他却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他的信件充斥着对毕卡索的长期经销商保罗‧罗森伯格（Paul Rosenberg）的糟糕言论，以及对东欧犹太人逃离种族暴力而移民至纽约的恶毒评论。
正如埃金所展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几个方面巩固了毕卡索和现代艺术在美国的地位。首先，当法西斯主义者和独裁者谴责现代艺术偏离常规时，自由民主与激进前卫的创新艺术之间产生了连结；其次，艺术品、艺术家和艺术品经销商在战争期间需要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而远离战场的美国自然成为了最好的避风港。
当战争在欧洲肆虐时，巴尔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组织了一场轰动一时的毕卡索展览，这次展览的作品都是在法国沦陷前刚从巴黎搬出来的，它奠定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成为美国艺术品味引领机构的地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该展览在北美的几十个城市展出，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涌入只为观赏一场几年前还被美国媒体嘲笑的艺术家所举办的回顾展。故事里的主角事实上或许根本不关心人权、不关心自由，但他们知道没有比纳粹与法西斯崛起还更好的时机，可以怂恿美国人去认识与购买现代艺术作品；恐怖的战争和大屠杀，间接使得毕卡索登上了20世纪艺术界的巅峰。
原文出处：Foreign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