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新书

阅读新书

蠢人的定义就是损人又不利己：《蠢人基本定律》

文｜Carlo M. Cipolla

译｜林步昇

　　蠢人基本定律第一条

　　蠢人基本定律第一条就要开门见山：

　　「从古到今，人人都低估了横行社会的蠢人数量。」

　　这句话乍听小家子气、语意不明又有够不厚道。然而，仔细思量就会发现非常贴近现实。无论大家多高估人类的愚蠢，都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以下事实感到诧异：

　　一、原以为理性又聪明的人，最後却变得厚颜无耻又愚蠢。

　　二、愚蠢之人会日复一日、如无限回圈般地扰乱别人的活动，老是毫无预警地在最令人尴尬的地点和最不适当的场合现身。

　　有监於第一条基本定律，我难以给出总人口内确切的蠢人比例，无论最後得出什麽数字，终究都只是低估。因此在後面章节中，我统一用「σ」（σ 在数学中代表「求和」或「加总」，在统计学中表示「标准差」）这个符号来表示蠢人的人口比例。

　　蠢人基本定律第二条

　　当前流行的文化趋势认同「人生而平等」的观点。经过多年观察和实验佐证後，我坚信人类并不平等，分成蠢人和非蠢人，两者差异是先天决定，而不是取决於文化力量或因素。

　　虽然我相信人类有一定比例（σ）的愚蠢，而且这是先天基因导致，但我并不是什麽反动份子，没有想要偷渡阶级或种族歧视的议题。我坚信愚蠢是人类的特权，不分族群，而且按照固定比例均匀分布在世界各地。此一事实可用第二条基本定律的科学表述如下：

　　「一个人是蠢人的机率，全然无关乎这个人的其他特质。」

　　就此来看，只有大自然能超越大自然。众所周知，大自然十分神秘地让某些自然现象的频率保持恒定。举例来说，无论人类是在北极还是赤道繁衍後代，新生儿的男女比例都是常数，其中男性比例略高。我们不晓得大自然是如何实现这麽了不起的成果，但我们知道，为了达成目标，大自然必定是用极大数量来运作。最出人意表的是，大自然成功地让愚蠢发生率等同於蠢人比例 σ，而且完全与群体规模大小无关。因此，无论关乎的群体是大是小，我们都会发现蠢人的比例雷同。这种现象明显证明了大自然力量的神奇，任何人类所能观察到的现象都难以比拟。

　　根据全球各地多所大学的实验结果，也证明教育程度与蠢人出现机率 σ 之间，毫无关系。我们可以把大学内部的群体划分为五大类，分别是蓝领员工、白领员工、学生、行政人员与教授。

　　每当我分析蓝领员工，就发觉其中有 σ 的比例是蠢人。由於 σ 値比我预期的要高（根据第一条定律），因此我顺着当前文化趋势去思考，认为这应该归咎於种族隔离、贫穷和教育程度低落。但随着分析的社会阶级愈来愈高，我发现在白领员工和学生中也普遍存在着相同的蠢人比例。教授群体内的蠢人比例更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无论我观察的是大型综合大学或小型学院、不管该所学校是名声响亮或默默无闻，都可发现有 σ 比例的教授是蠢人。

　　对此结果一头雾水的我，刻意将研究拓展到一个特定群体，即眞正的菁英──诺贝尔奖得主。结果再次证实了大自然至高无上的力量：在诺贝尔奖得主中，蠢人的比例也是 σ。

　　蠢人基本定律第三条

　　蠢人基本定律第三条虽然没有明说，但已假设能把人类分成四大类别：弱者（the helpless）、智者（the intelligent）、土匪（the bandit）和蠢人（the stupid）。

　　基本定律第三条明确指出：

　　「蠢人的定义就是损人（个人或群体）又不利己，甚至可能害到自己。」

　　首次看见第三条定律时，理性的人会本能地心生怀疑、难以置信。实际上，对於莫名其妙的行为举止，理性的人往往难以去设想或理解。且让我们先抛开高不可攀的理论层面，实事求是地检视日常生活。

　　想必各位都碰过这样的事：某人采取行动後只有他一人得利，周遭的我们全都有所损失，这表示我们得要对付土匪；大家绝对也有类似的经验：有个人采取行动後害了自己而他人得利，意味着我们得与一个弱者打交道；诸位应该也能忆起在某些情境中，有人采取行动後利人利己，那人便是智者。…

阅读新书

冰岛总理发布个人第一部北欧黑色犯罪小说

　　「1956年8月，年轻女孩拉芮‧马丁多蒂尔（Lára Marteinsdóttir）在工作时消失了，在那之後从此杳无音讯。几十年来，这个悬案萦绕在冰岛国民心中，媒体也经常提起这个案件，但始终没有发现关於女子的线索。1986年8月，一名年轻的记者开始调查这起神秘失踪事件──却发现了意料之外的结果。」

　　这是新出版的冰岛犯罪小说《雷克雅维克》（Reykjavík）的一段内容，不同的是这本小说由冰岛总理卡特琳‧雅各斯多提尔（Katrín Jakobsdóttir）所撰写，并与「黑色冰岛」（Dark Iceland）系列畅销小说作者拉格纳‧约拿森（Ragnar Jónasson）合作完成，她说：「我认为每个政治家都需要一些东西来转移他或她对日常政治事务的注意力，我毕生都在阅读犯罪小说，感觉就像写在我的基因里。犯罪小说有点像心理治疗，它是关於破案与伸张正义，对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有治疗作用的题材。」

　　身为左派绿党领袖的卡特琳曾经表示，八岁时她就迷上了阿嘉莎‧克莉丝蒂（Agatha Christie）的侦探小说。她还写过一篇关於冰岛犯罪小说的硕士论文，特别提及该类型小说的大师阿诺德‧英德希达松（Arnaldur Indriðason）的作品，其作品被翻译成40种语言，在全球售出了1400多万册。

　　10年前，拉格纳和卡特琳同为犯罪小说评审委员而结识，拉格纳在Facebook发文说：「在这个故事中，我们邀请读者回到雷克雅维克庆祝其200岁生日的那个夏天，也是冰岛的第一间私人电台与电视台开播的夏天，以及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雷克雅维克峰会即将召开的夏天。就在那个夏天，关於小说主角拉芮命运的线索意外浮出水面。」

　　卡特琳在新书发表会指出，她原本觉得写一本犯罪小说是「我有时间去做的事情」，但疫情阻挠了她。她开玩笑地说，除了工作以外，她「没有其他兴趣爱好」。

　　卡特琳已经做好收到严厉评论的心理准备，不过冰岛首屈一指的图书电视节目主持人埃吉尔‧赫尔加森（Egill Helgason）说：「这本小说写得很好，功课做得很充分，读起来很愉快……有点像阿嘉莎‧克莉丝蒂的感觉。」

　　《雷克雅维克》将於2023年8月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不过它并不是第一部由政治领袖所撰写的惊悚小说。2018年，比尔‧柯林顿与詹姆斯‧派特森（James Patterson）合作发表了《失踪的总统》（The President is Missing），随後又出版了《总统的女儿》（The President’s Daughter）。

　　挪威前司法部长安妮‧霍尔特（Anne Holt）成功把自身经历改写为一部犯罪系列小说，被翻译成25种语言。英国上议院议员杰弗里‧阿彻（Jeffrey Archer）和麦可尔‧道布斯（Michael Dobbs）的文学事业也都获得市场认可。法国总统艾曼纽‧马克宏（Emmanuel Macron）的第一任内阁中有九位成员是出过书的作家。不过，并不是所有政治家的小说都很畅销，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唯一的小说《萨夫罗拉：罗拉尼亚革命的故事》（Savrola: A Tale of the Revolution …

阅读新书

那些强大到不能读的书

　　古罗马神谕《西卜林书》（Sibylline Books）的传说故事告诉我们，在一座古老的城市里，一名女子打算用高价卖给市民十二本书，里面涵盖世上所有的知识与智慧。但遭到市民拒绝，他们认为女子的要求很荒唐，所以她当场烧掉了一半的书，然後再提出用双倍价格卖剩下的六本书。虽然市民感到有些不安，但还是继续嘲笑她，而女子又烧掉了三本书，然後把剩下三本书的价格又翻了一倍，结果市民还是拒绝了她。最後，当烧到只剩下一本书，市民才终於肯拿出女子开出的天价把书买走，但这时只剩下世上十二分之一的知识与智慧。

　　书本承载着知识，它们是传递人类思想的媒介，透过空间和时间传播自我复制的思想。我们忘记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那就是在一页纸上或萤幕上的标记，使远在地球另一端或百年後的人类之间的交流变成可能。但文字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於有些词汇被删去已经变成了长久以来的坏习惯：比如脏话，你会在19世纪的小说读到写着「d——d」的东西；或者过於危险、强大而无法被记载的文字，比如某些宗教文本的上帝真名。书承载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书变成对权威的威胁，因此当权者垄断了知识并控制公民思想，并采取最高效的手段：禁书。

　　禁书有一段漫长而不光彩的历史，而且至今仍未消失，甚至是常见的手段。1982年，由於当时学校、图书馆和书店面临越来越多的控制，美国图书馆协会和国际特赦组织发起了禁书周（Banned Books Week），成为每年一度在九月底「庆祝阅读自由」的倡议活动。

　　今天，禁书确实相对困难与耗费精力，但过去可比现在容易得多。几个世纪以前，大部分的人都不识字，书本也不容易取得，知识就可能从源头受到限制。举例来说，天主教会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鼓励一般民众拥有自己的《圣经》，而且只准许拉丁文译本出版，反正一般人也很难看懂。说好听教会是为了「防止俗人曲解上帝的话语」，但真正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教会领袖的地位与权威无法被撼动。

　　即使到了近代识字率提升，书本依然昂贵，尤其是那些文字与思想流传已久（也可能是最危险）的文学作品。直到1930年代随着大众出版社的出现，新读者才终於能够获取高品质且经济实惠的图书。与此同时，禁书也迎来了新的阶段，不断涌现的新书为读者打开了崭新的、颠覆性的思想大门，而审查者则拼命追赶取缔。令人讶异的是，20世纪禁书依然普遍，打着「保护」的口号继续进行。

　　例如，中国政府至今仍持续发布法令，禁止学校出现「不符合（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书；因其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离经叛道」──这是很典型的理由，利用定义模糊的词汇来禁止政府不乐见的任何书籍。

　　由於向全世界输出了许多伟大作家的作品，俄罗斯的禁书做法一直都备受关注。在苏联时代，政府试图对公民的阅读习惯施加尽可能多的控制，就像它控制公民生活所做的那样。1958年，鲍里斯‧巴斯特纳克（Boris Pasternak）因小说《齐瓦哥医生》（Doctor Zhivago）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该书於前一年在义大利出版，但没有在苏联境内出版。巴斯特纳克获奖激怒了苏联政府（国家控制的媒体称其为「艺术层面污秽且恶毒的作品」），他也被迫拒绝了奖项。苏联鄙视这本书没有包含的内容（如没有歌颂俄国革命），更憎恶它包含的宗教色彩，以及颂扬个人的价值；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看到此书「巨大的宣传价值」，刻意安排在苏联发行袖珍版的《齐瓦哥医生》，以凸显苏联对文学家有多麽恶劣。

　　苏联的禁书政策导致地下与个人出版的发展，比如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的诗歌，异议作家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如此形容地下出版：「我自己写，自己编辑，自己审查，自己出版，自己传播，然後自己监禁自己。」

　　如果你以为奉行民主制度的欧美不会发生这种情况，那就太天真了。当权者禁书（或尝试禁止）的理由在世界任何地方都通用：这样做全是为了「保护」普罗大众，毕竟人民太愚笨不会自行判断，禁书可以使他们免受腐败思想的影响。

　　在英国，禁书通常是打击淫秽色情的工具，这是典型利用法律力量来阻止社会变革的手法：尽管这种策略总是失败，但对短视的当权者来说很难抗拒。许多作家因为跟英国的淫秽法律交手而声名大噪。詹姆士‧乔伊斯（James Joyce）在写《尤利西斯》（Ulysses）时就已经预料到：「虽然有警察，我还是想把一切都写进小说里。」──此书从1922年至1936年在英国被禁，当时负责执行禁书的官员其实只读了全书732页中的42页，而《尤利西斯》被禁是因为乔伊斯在书中提及了自慰、脏话、性爱与上厕所。

　　D‧H‧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多年来一直是英国检察机关的审查对象：他的着作《虹》（The Rainbow）被烧掉，诗集《三色堇》（Pansies）被拦截扣押，艺术展览被突袭临检。1960年，企鹅出版社（Penguin books）出版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而被起诉。这次审判闹得沸沸扬扬：出版商找来几十位作家和学者来为此书的文学品质背书（尽管伊妮德‧布莱顿﹝Enid Mary Blyton﹞拒绝了），而法官却告诫陪审团不要轻易听信文学专家的保证，这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人民的不信任，法官说道：「难道工厂女工读这本书的时候会这样想吗？」幸好，案件的结局是陪审团一致支持企鹅出版社并胜诉。

　　在美国，从电视到游戏乃至社交媒体，每一波新科技浪潮都会引起人们对「不当」内容的担忧，因此禁书依然盛行。学校是尝试审查的温床，部分原因在於引导孩子高可塑性的思想，似乎是有效消除危害的手段；加上（不像书店）学校董事会对社区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阅读新书

毕卡索如何成为一门好生意

　　休‧埃金（Hugh Eakin）的着作《毕卡索之战》（Picasso’s War）虽然标题出现了毕卡索，但他只是相对次要的角色，从序言就能清楚发现这点。戏剧性的开头将读者带回1924年约翰‧奎因（John Quinn）纽约家中所举行的一场晚宴，奎因是一名华尔街律师，也是现代艺术和文学的先驱赞助人。咖啡端上来後，奎因带朋友和其他现代艺术爱好者欣赏他的新收藏，埃金写道：「他们被巨大的矩形所包围，在夜间与之相遇既令人着迷又诡异。」如果从书名来猜，读者可能会以为这里说的巨大矩形是巴勃罗‧毕卡索（Pablo Picasso）的某幅油画，但并非如此。

　　这幅画是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的着名作品《沉睡的吉普赛人》（The Sleeping Gypsy，1897年），目前收藏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卢梭是自学成才的艺术家，曾任职法国的地方海关。毕卡索着迷於卢梭的作品，把他介绍到自己的现代艺术圈内，甚至为他举办了着名的宴会。我们在书中後面了解到，毕卡索协助说服奎因购买了这幅油画，在这里卢梭是主角；毕卡索只是背景人物。

　　这本书的副标题为「现代艺术如何来到美国」，故事主角是两个美国人，而不是毕卡索（他继续以偶然的方式出现）：第一个是奎因，然後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创馆馆长巴尔（Alfred H. Barr Jr.）。埃金利用这两个角色带领读者走过美国人拥抱20世纪欧洲现代主义长达数十年的历史，这是一个断断续续的、偶然的，并非注定的结果。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奎因，不过巴尔仍被誉为开创性的艺术史学家和博物馆馆长。

　　这两个人都具有「阿甘」的特质：总是出现在各种重要的历史时刻。某些情况下，他们是这些时刻的关键人物——比如奎因在1913年组织开创性的军械库展览会（Armory Show）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它们只是在正确（或错误）的时间出现在正确（或错误）的地方。例如巴尔在1927年史达林（Joseph Stalin）巩固权力的时候参观了苏联的现代艺术收藏；1933年德国国会大厦焚毁、纳粹开始接掌德国政府之时，他恰巧就在那里养病，并亲眼目睹了随後纳粹对现代艺术的攻击。

　　埃金记录了这两个主角如何努力让美国艺术家、监赏家、收藏家和公众接受毕卡索与其艺术圈，因此，《毕卡索之战》最重要的贡献不在於描绘这两个人或他们喜爱的艺术家生平，而是以娱乐的方式详述了大西洋彼岸现代艺术世界的开端。在学术刊物和一般资料来源中，这段历史通常主要是从知名艺术家的角度来讲述，而艺术家的经销商、其作品的收藏家，以及负责展出艺术品的博物馆策展人都被边缘化。埃金的故事颠覆了常规的剧本，他书中的经销商、收藏家和策展人——也就是艺术产业——才是故事的核心。

　　埃金的重点放在20世纪的艺术界。不过在整个故事中，偶尔还是会出现19世纪的艺术家，如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爱德加‧窦加（Edgar Degas）、文森‧梵谷（Vincent van Gogh）。法国印象派画家与其艺术之路标志着现代艺术的一个转捩点：它如何走向公众，并且销售给收藏家。

　　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期，法国艺术家透过政府赞助的沙龙展览展示他们的新作品。由於受到各个群体与体裁的压力，这个体系在19世纪下半叶崩溃了。那些被排除在沙龙之外的艺术家，比如印象派画家，开始寻求其他方法来展示和销售作品。社会学家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和艺术历史学家辛西亚‧怀特（Cynthia White）在1965年出版的《Canvases and Careers》探讨了「经销商－评论家体系」的出现。在这个体系下，印象派和其他现代艺术家越来越仰赖经销商把自己的作品推销到市场上，随着向公众展览艺术品的管道不再局限於评奖的展览，艺术家和经销商必须用其他方法来展示与证明新作品的价值，而艺术评论家填补了这个空缺。於是，报刊杂志上盛赞作品的评论，逐渐取代了沙龙的荣誉奖章。

　　尽管怀特夫妇关注的是印象派画家，但其他学者认为经销商－评论家体系真正的转变发生在随後的20世纪初，也就是埃金故事的起点，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描绘了逐渐成为主流的经销商－评论者体系。简而言之，埃金告诉读者目前的制度如何让艺术进到市场，如何被接纳为艺术品赋予其经济价值，并最终被世人推崇与膜拜。

　　在一些艺术史纪录中——也许是外行人的印象——艺术品经销商往往被形容为靠着艺术创新而获利的「寄生虫资本家」。不过在《毕卡索之战》里却不是这样：经销商得到了应得的待遇。例如毕卡索和他的朋友与同行——如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和安德烈‧德兰（André Derain）——在1910年左右可以自由自在地创作和合作，因为他们在巴黎的德国艺术品经销商丹尼尔－亨利‧坎韦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保证会买下他们产出的任何东西，他们可以一起到法国南部旅行，然後一起创作，坎韦勒的经济支持让艺术家得以无後顾之忧的发挥创意。

　　读者能从埃金的书了解到，这种艺术创新、商业成功和圣人化的过程——理论上听起来很高尚——往往是相当丑恶的。在美国走向推崇现代艺术之路的过程中，税法需要进行修改，难看的离婚也必须解决。此外，还发生了两场世界大战，导致艺术家受伤或死亡，犹太裔经销商也不得不逃命，其收藏品则被当成敌人的资产或被纳粹掠夺。埃金故事的主角也是那群观点矛盾、性格存在缺陷的人。在数百页的书中，奎因以英雄般的现代艺术拥护者形象出现，但後来我们看到，尽管他有一些犹太朋友，但他却是一个极端的反犹主义者。他的信件充斥着对毕卡索的长期经销商保罗‧罗森伯格（Paul Rosenberg）的糟糕言论，以及对东欧犹太人逃离种族暴力而移民至纽约的恶毒评论。…

阅读新书

我要你们笑你们就会笑，我说停的时候才会停：《暴力鬼才昆汀‧塔伦提诺》

文｜Ian Nathan

译｜刘佳澐、汪冠岐、黄知学

　　他大笑。「我才不改片名，所以我跟他们说：『这是法国新浪潮黑帮片里的术语，意思就是内贼。在《断了气》（Breathless）和《法外之徒》（Bande à part）里都出现过』。我完全在鬼扯，结果他们还真的信了，因为他们根本没看过那些片。」　

　　康妮则说这片名其实有个更普通的由来，那就是她儿子糟到可怕的法文发音。这要追溯到他当录影带店员的时期，每次推荐客人看路易．马卢（Louis Malle）的《童年再见》（Au revoir les enfants）时，他都把片名念得像「Reservoir Dogs」。开拍的几周前，塔伦提诺从犹他州的日舞协会（Sundance Institute）得到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从数千份申请中选出六名导演）。

　　那是为新锐导演设计、具启发性的两周工作坊，他们拍摄预定的片段，并在小组会议中听取资深导演的建议。塔伦提诺用各种连续的镜次试拍了《霸道横行》中几个不同的段落，他那种失序又冗长的风格自然而然地出现了。第一场小组讨论会议上，指导老师就要求他切分场景，这让他很沮丧。但第二场会议就令他十分振奋，老师是英国名导泰瑞．吉连（Terry Gilliam），他命令塔伦提诺要「相信你自己」。在几度充满火花的对谈之後，他们都觉得这是一部非同凡响的作品。

　　在一九九一年的闷热夏天中，《霸道横行》在洛杉矶一处充满七○年代感又破旧的地方开拍了。在幕後花絮里，还可以看到劳伦斯．提尼和克里斯．潘为了少流一点汗，开拍前打赤膊的照片。拍摄场地其实是高地公园的一座殡仪馆（可惜毁於一九九四年的洛杉矶地震）。场景里可以看到塑胶布包裹的棺材和一辆车，剧中金先生就坐在这辆车的车顶上，这其实是台灵车。第一场戏是麦德森饰演的维克（金先生），前往乔老大的办公室，并在那里遇见了老朋友好小子艾迪，两个人开始像小孩一样扭打在地。班德意识到他们应该从简单的戏开始拍。保守一点，拍摄过程中边找人资助，这样赞助者就不会感到担心。塔伦提诺甚至开始采用大量仰角镜头、框架取景、镜射，还有三百六十度旋转拍摄来叙事，将仓库里激烈的戏剧化场面与大街上尖锐的动态场面形成鲜明对比。他真的很担心自己会被开除。

　　五周後，他完成了第一部电影，一切都不同了。

　　在日舞影展初试啼声

　　由於现场娱乐公司只负责家用影音发行， 於是日舞影展（Sundance FilmFestival）成了登上大银幕最好的机会。每年一月，独立发行商都会来到白雪霭霭的帕克城观赏小众电影，并希望能签下具有搅动主流市场潜力的片。各家片商通常会有一番疯狂竞价，而来自纽约的米拉麦克斯影业（Miramax）就是其中的顶级掠食者。他们曾炒热史蒂芬．索德柏（Steven Soderbergh）的日舞热门片《性、谎言、录影带》（Sex, Lies, and Videotape），也曾用高明的行销手法，让观众感受到《乱世浮生》（The Crying Game）中性别转换的剧情转折所带来的极大冲击，而将此片推向巨大的成功。掌管米拉麦克斯影业的是温斯坦两兄弟，而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是其中较有主导权也较刻薄的一个，以霸道的商业手段闻名。在因罪证确凿的丑闻而跌落神坛之前，他是塔伦提诺导演生涯中的另一盏明灯。

　　塔伦提诺在他的第一场影展上相当放松，就像拿到迪士尼乐园免费入场券的小孩。他看了好多电影，滔滔不绝地和每个人聊天，彷佛回到录影带资料馆的时光。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傻笑的呆子和他的疯狂作品。首映之後，《霸道横行》成了全场关注的焦点。片中尖锐的男子气概、街边咆哮，还有让观众愤而离席的割耳朵场景，都打破了保守老派的日舞品味。

　　然而，真正让日舞观众震惊的，是《霸道横行》扣人心弦的程度。聒噪琐碎的对白、对传统类型剧情的灵活翻转，还有尖锐又脆弱的表演，以及塔伦提诺毫不掩饰的自我意识与真实混合在一起令人发麻，在这个昏昏欲睡、被雪覆盖的小镇里，从来没有人看过这样的电影。令人扼腕的是，当年观众一致选出亚历山大．洛克威尔（Alexandre …

阅读新书

爱欲未死，只是疼痛：私生饭与《爱欲之死》

爱欲的前提必须要有一个「他者」，爱上一个跟自己没有差异的对象是没意义的。

　　欧陆哲学家韩炳哲的着作《爱欲之死》原题名为「Agonie des Eros」，直译就是「爱欲造成的剧痛」。

　　爱欲（Eros）虽由「爱」与「欲」构成，但并非字面上暗示的仅与人类情慾有关，柏拉图在《对话录》中，苏格拉底是终极的引诱者，他仅靠言语就让人心荡神弛。听到苏格拉底说话，就宛如被毒蛇啃噬，受其充满智慧的哲学之言所伤。

　　理性与爱欲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因此，韩炳哲提到：「没有爱欲的力量，理性是乏弱无力的。」爱欲并不仅只是肉体的慾望，但也不是柔软甜美的罗曼蒂克之爱，更不是理性的对立面。那麽，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容易沦陷於肤浅翻译表层的「爱欲」这个词汇？

　　简单来说，就像是你狂热地爱着另一个人，因为这份爱欲，你削除了一部分的自我，替代成对方身上的元素，但无论如何，你都无法「变成对方」，不能控制他，不能拥有他，不能代替他，因为爱欲的来处就是对於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主体的强烈渴望，所爱之人毕竟是自己以外的另一个人这个事实，造成了爱欲，同时也注定了剧痛。

　　按照韩炳哲自《倦怠社会》、《透明社会》以来一贯的理论，他认为现代生活，尤其是爆量的资讯，扼杀了爱欲的可能。他形容当今这个世界是「解析度过高」的世界，阖上眼睛拒绝汹涌而来的图像反而比较困难。人们误以为「高清无码」的片子可以带来更多欢愉，但当所有的东西都过度高清、完全无码的时候，让人存在有意义的幻想失去了生存空间，任何人都只剩下一条机械式重复的裸命，谈一场没结果的恋爱与看片自尻之间的差异微乎其微，爱欲输给了色情（Porno），我们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迎接我们的只有无止境的失望。

　　於是，爱欲与生命的关系，变成了应该如何在行屍走肉的失望，跟生气勃勃的剧痛中作选择？爱欲的前提必须要有一个「他者」，或者说「我以外的存在」，爱上一个没有差异的对象是没意义的。过多的资讯制造了廉价的重复，打开社群网站，每个人都背同一款名牌包，每个人都想去类似的地方旅游，每个人都在前往拥有一台特斯拉或者其他任何时尚车款的路上。那麽其他人与我有何差别？我为何要向往一个跟谁都一样，宛如复制贴上的对象？我能对他产生什麽幻想？

　　如果要回应韩炳哲提出的问题，我们或许应该把眼光放在貌似跟哲学最没有关连的地方──大众娱乐文化里令人闻之色变的「私生饭」，和「极度厌恶私生饭的人」。

　　私生饭的系谱学

　　「私生饭」意为「闯入私生活的粉丝」，被闯入私生活的对象可能是歌手、演员、偶像，或者任何具有公众身分、靠粉丝支持获利的个人，在此先笼统简称为「偶像」。至於闯入私生活的失控行径，则从相对轻微到非常严重都有，跟踪、尾随、寄上自己的血液毛发、甚至还有女粉丝埋伏在对方下榻的饭店全裸迎接等等。

　　当然，有时候也包括谋杀。2016年，美国实境秀歌手克莉丝蒂娜‧葛雷米在签唱会上被粉丝朝头部胸口开三枪当场死亡，得年22岁，凶嫌随後自杀。不幸的是，葛雷米虽然经营着很成功的个人YouTube频道，但其实还没有真正在商业上走红过，她的家人甚至必须透过网路募款来筹备丧礼。至於粉丝开枪的理由，只是因为认为她交了男友。

　　私生饭的失控行为或许是透明社会的错，偶像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网路上，越是亟需拉拢粉丝的公众人物越必须如此，要亲切的与粉丝互动，要分享日常点滴。这种经营自我形象的行为不只是公众人物如此，即便是不靠形象吃饭的一般人也经常在社群网站上宣告自己其实微不足道的近况，来获取真情假意的按赞留言。当人们的网路惯性是自动暴露甚至表演生活细节时，我们似乎已经不再能够百分之百肯定何者为「私生活」，何者不是。

　　这种界线的混淆被私生饭推到极致，私生饭「相信」自己与偶像之间存在着「一对一」的「真实」人际关系，他们无法分辨在大众社会中有些人际关系「表面上存在但事实上不存在」。私生饭活得就像中世纪的农民，凡是他们听说过不错的异性都是潜在婚配对像。如果「幻想」和「他者性」本身是爱欲的必要条件，那麽私生饭展现出来的除了恼人的偏执之外，无疑正是韩炳哲担心在现代社会中快断气的爱欲。私生饭想要跟偶像来场爱的双人舞，他们渴望得到偶像身上自己所没有的事物；偶像是如此美好，却无法控制、不能拥有、无法代替，私生饭肯定感受到了爱欲的剧痛。

　　然而，与此同时，最反对私生饭的「正常粉丝」，也能塞进韩炳哲的论述之中。正常粉丝同样理解偶像的「他者性」有多美好，如果爱欲真如韩炳哲所言，出自於一种对自我的否定，对他者的钦羡肯定，那麽大众社会中，至少对法兰克福学派来说散发最浓厚资本主义商品化恶臭的粉丝行为，就是韩炳哲世界观之中的小小清流。

　　「正常粉丝」厌恶私生饭的理由，不仅只是因为後者的行为有时候会犯法，更是因为他们理解，要保持偶像的他者性，亦即保持偶像之所以是偶像的「差异」，必然要透过幻想，这种幻想必须要用心灵跟身体的距离来维持。偶像要有自己的「休息时间」，不仅是为了他们的人权，更是因为如果「解析度过高」，一切过於透明，偶像与「我」的差异就消失，驱动粉丝追捧的爱欲也跟着化为乌有。换句话说，他们知道此刻当下的爱欲可能是脆弱，甚至是不真实的，他们只是把头转开。

　　有监於此，私生饭与正常粉丝构成了同时既支持爱欲也嘲笑爱欲的背谬。而这并非普罗大众文化独有的现象，也跟粉丝文化的品味无关。假设傅柯活在网路发达的时代，而你发现他乐此不疲地对於泰国童妓伴游留下了多条评价跟星等，你对於傅柯「哲学智慧」的「爱欲火花」是否会因此熄灭？

　　「啊，要是能闭上眼睛就好了。」生命就像是一连串关不掉的低俗网路广告，但为了我们最终想看见的那个世界，为了那个可能存在的真实，却不能骤然关掉。韩炳哲引用电影《惊悚末日》，说爱欲带来的剧痛或者地球可能的毁灭能救赎忧郁，因为忧郁毕竟是一种受困於自我之中的疾病。想像末日的发生，会是带走我们，解放我们的良药。跟生命比起来，末日确实是简单的。或许爱欲也同样很简单，困难的是我们自身──我们难以承受的这份存在。

书籍资讯

书名：「韩炳哲关键三部曲：《倦怠社会》、《透明社会》、《爱欲之死》」（套书）
作者：韩炳哲
出版：大块文化
日期：2022
[TAAZE] [博客来]

书名：《爱欲之死》 Agonie des Eros
作者：韩炳哲
出版：大块文化
日期：2022
[TAAZE] [博客来]

阅读新书

先把羊逼死，再把羊毛分送出去做慈善：《文化操控》

文｜Nato Thompson

译｜石武耕

　　意识洗白

　　赠与，无论是透过大型的广告专案、某家NGO在非洲提供的诊疗、还是把交换形式当成艺术所进行的赠与，已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人们高度关注的事。表现善行的形式，近年来也越趋丰富多样。捐款救灾、捐助无家可归的人、在慈善晚会上捐献、馈赠邻人、捐款阻止气候变迁、把赠与当成一种社会体验的艺术创作。在原始社会，慈善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这种行动既是一种私人接触，也是一门公共事业与生意。慈善有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集体的，可能很诚挚也可能有操弄性。一般来说，赠与往往有点兼具上述特质。

　　研究赠与的早期民族学家牟斯（Marcel Mauss），在他影响深远的着作《礼物：交换的形式与功能》（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当中，就相当清楚地说明，交换与送礼在他所谓的「古式社会」（archaic societies）里扮演复杂而基本的角色，并且由此带出对於当代社会的交换所做的诠释。牟斯认识到，既然一切的经济都建立在交换上，那麽在他研究的这些社会中，赠与和收受礼物也与该团体复杂的权力安排、互惠、义务以及整体需求密切相关。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多多少少会让人觉得，所有形式的交换都是等价的（这里指的是不涉及团体的宗教、文化与社会义务，纯粹以数字为准的等价关系），但牟斯却指出，在历史上不同的交换案例，赠礼行为都揭示集体需求的复杂性，从而扰乱了上述的当代观念：

　　我们想在本书中单独探讨一种重要的现象，也就是理论上出於自愿、无关利害且自动自发，但实际上却出於义务且涉及利害的给付（prestations）。通常采取的形式是慷慨提供礼物，但是伴随的行为则是形式上的刻意与社会欺瞒（social deception），这项交易本身的基础就是经济上的自我利益。

　　为了探讨慈善的问题，牟斯从契努克语（Chinook）借用夸富宴（potlatch）这个词汇。夸富宴并不只是出於仁慈的赠礼，而是一种以充裕的财富压倒某个敌手或竞争者的习俗。夸富宴就是一份隆重到对方永远还不起的赠礼，由此证明送礼方无可置疑的主宰地位。不囤积剩余的财富，而是举行夸富宴与做慈善，就是在以不同形式扩充权力。慈善仍然是种交换。就算不要求回报，这种交换也与权力和文化密不可分。牟斯所研究的，是古式社会里的交换（亦可说是慈善）的复杂性，而当代版本的交换，受到全球经济、广告公司、NGO等因素的影响，又变得更复杂。

　　慈善是透过经济与人际接触表现出来的社会需求，无论是德蕾莎修女助人缓解苦楚，还是艺术家以慈善的方式腾出空间使公民意识觉醒，也许还有像金宝浓汤为了提升销量而刊登慈善广告。在从事慈善行为时，其中都有某种私密的人类情绪跟深层的社会需求，在推动由文化所驱使的消费社会。

　　从数据即可看出这一点，在二○一三年，全美国的慈善捐款金额已达三千三百五十一亿七千万美元，而且还在稳定攀升，其中大多都是私人捐款。这些数字应该不令人意外，从有人类文明以来，权力不均就一直是人们忧心的问题。耶稣对此也谈了很多，而凯撒在临死前也把他所有的财产、土地与钱财都捐给了罗马人民。面对真相吧，普罗米修斯会死在岩壁上，也是因为他把火送给凡人济助众人（philanthropic）。

　　随着人们开始思考赠与，也就会想到究竟何时是赠与，何时只是假装赠与。记录英格兰富人生活的作者富勒（Thomas Fuller）就在他的着作《英格兰显贵史》（Worthies in England, 1662）里讨论慈善事业的善恶百态，他写道，「日子过得就像狼，先把羊逼死，再把羊毛分给需要的人。」

　　既然有如此丰沛的金钱与能量，用在如此广大的全球范围助人，那就必须类比於治理（governing），来思考赠与行为的结构。要谈论赠与，当然就必须更广泛考量到恐将夺取（taking）体系正常化的结构。政府在本质上究竟是某种形式的赠与，还是某种形式的共享呢？

　　继续追问下去，当然还有赠与金额何以如此庞大，以及将夺取正常化的体系如何得以延续的问题。或许不令人意外的是，在美国，捐赠金额激增与贫富不均恶化是同步的，因为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既提供了诱因鼓励人们赠与非营利组织，也让那些超级富豪大秀慈善事业。

　　二○一三年七月，身价数十亿的投资人兼慈善家华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之子彼得．巴菲特（Peter Buffet）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客座评论，批评他所谓的「慈善产业情结」。常常跟世界第一富豪吃饭并交换意见的彼得．巴菲特，用了一个独特观点来谈论济助行为（philanthropy）。

　　「为少数人创造庞大财富的体系毁掉多数人的生活与社群之时，『回馈』（give back）这个词听起来就越英勇。我会将此称为『意识上的洗白』（conscience laundering），赚最多钱的人如果要觉得好过一些，可能就需要在慈善行动当中，让大家雨露均沾。」

　　意识上的洗白，巴菲特声称，拥有财富的人确实需要洗涤自己的意识，这话听着倒是顺耳。言下之意是，慈善机构试图解决的问题，正是世界金融化的竞赛所造成的後果，因此也暗藏对於资本主义的批判。

　　用一只手做坏事时，另一只手做的在多少程度上算是好事，这或许就是慈善事业的效率。在这篇评论中，彼得．巴菲特还善用那些想帮助没有特权者的心里所掩饰的更广泛的殖民主义欲望：…

阅读新书

全职母亲是她们辞职後做的事，而不是她们辞职的原因：《菁英妈妈想上班》

文｜Pamela Stone、Meg Lovejoy

译｜许雅淑、李宗义

　　整本书记录的女性，都是闪亮的星星。她们大多数毕业於顶尖、入学筛选严格的学院或大学，拥有硕士或专业学历，而且每一个人在中断工作之前都在追求功成名就。第一次访谈时，她们都是全职妈妈，她们回到家里的起点可能不同，但她们早期的人生都极为相似，多数都来自中产阶级或中上阶级的家庭，家庭的优势帮她们铺好康庄大道，尤其是透过让她们接受高等教育来达成。她们成长於传统家庭，父亲在外工作、母亲在家，在她们母亲那个阶级与世代，女性的典型就是在家当家庭主妇。我们采访的这群女性，从青年过渡到成年，从读书到就业，人生一路顺遂，几乎没有中断或崩塌。

　　她们的成就斐然，而且她们所处的时代鼓励且期待年轻女性勇敢逐梦，因此她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办到了。她们坦率而热情地分享先前的生涯，袒露自己有哪些长处和短处，而她们又如何超越与克服。显然，女性早期教育和事业之路的努力都是心无旁骛，当她们从一个舞台换到另外一个舞台时，也相对顺遂，而且一直都是平步青云。她们都是聪明的女性，她们的特权、领悟力和智慧，引领她们走向名校，而名校又是找到顶尖工作的跳板。尽管她们不会吹嘘，但是这些女性的言语都流露出自信，并且伴随着一种真正的成就感。

　　然而，随着她们成为母亲，许多人遭逢了人生中第一次的不顺遂与前途茫然。她们不再是前程璀璨的女孩，也意识到自己在工作上的能力和投入程度受到质疑，一旦她们感受到污名与事业停顿突然而来的刺痛，信心也跟着减弱。

　　女性辞职的真正原因？

　　大众媒体散布的一般理解是，这类女性是为了家庭而辞职。乍看之下，她们的确是为了家庭，因为离开职场之後，她们都变成了全职妈妈。但是，我们的前一份研究揭示了这个解释有其不足——全职母亲是她们辞职後做的事，而不是她们辞职的原因。首先，这些女性，除了少数几个，从未打算完全投入家庭。绝大多数（90％）都觉得，自己早期与长期的人生目标，是希望能够事业与家庭并重。此外，她们都很努力追求自己的事业，辞职前平均工作了十年。其次，当妈妈本身并不是引发辞职的典型因素，她们大多数在生了两个孩子之後，工作表现依然良好。第三，进一步挑战常见的母性论者的建构（maternalist construction），许多人是在孩子大一点才辞职，至少是小孩上学之後，而不是在婴儿或学走路的阶段辞职，她们也发现突然转为待在家里当个全职母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第四，当女性跟老板和同事说自己要辞职照顾家庭，这是一个保有颜面、保留退路的说法。社会学家莎拉．达马什（Sarah Damaske）发现，不论什麽背景的女性，不管她们在讨论自己工作与不工作的原因，一直都把理由说成是「为了家庭」，这种说法符合性别角色，满足了社会认可的各种理由与需要，所以我们对於「为了家庭离开」的说法，并不能信以为真。

　　妇女辞职的真正原因，源於她们原本的那份职业，其工作条件的本质与她们产生了真正的冲突。女性决定辞职的原因不一而足。她们会说职位、小孩与先生，但是她们叙述的主轴却是工作，而不是家庭。十个里面有九个会说出跟工作有关的理由。工作场所的推力，再加上家庭的拉力，尤其是现在对於母职的要求很高，丈夫也常常在家庭的第一线「缺位」。

　　仔细听她们的故事就会听到，离开职场是个预设选项，是在其他方法行不通的情况下不得不的选择，而且基本上是带着不舍与遗憾。这些女性成功的代价，就是她们从事许多人所说的「全力以赴工作」（all-or-nothing jobs），特色就是上班时间很长，以及永无止境的要求。虽然这在地位高、传统由男性主宰的职业（例如商界与法律），会稍微明显一点，但现实是，在男女都有的领域（例如出版与行销），从一九七○年代开始，有越来越多女性加入，而且工时增加的速度也来到历史新高。工时长，每周达到五、六十个小时以上，是女性无法继续工作最常有的一个理由。此外，虽然她们谈到工时长的时候，说的只是自己工作的环境，但是在类似步调下工作的丈夫，也常常都不在家。丈夫的收入优势（反映出众所周知的男女薪资差距），免去丈夫照顾家庭的责任，并使得先生的事业优先於太太的事业，即使是太太的收入超过先生，大家还是期待应以先生的职涯为优先，这种性别动态变化经常被「性格」或个人偏好的理由所掩盖。工时长的双生涯婚姻（dual-career marriages），以及丈夫拥有不过问家务的特权，往往是造成女性无法继续工作的「导火线」。

　　辞职另外一个相关因素，则深植於当前专业工作与管理工作的加班文化，当她们努力尝试减少工时、远距工作，以及其他减轻时间限制的弹性工作方式，却都失败时，只好离职。本研究三分之二的女性辞职之前都能够做出一些替代性的工作安排，基本上就是改为兼职（不过有10%申请人遭到拒绝，这些人往往是三十多岁的年轻女性）。想当然尔，由於理想员工的规范，要求放下家庭与其他个人干扰因素、全心全意投入工作，因此女性发现她们努力尝试的兼差工作或是分担工作模式，都持续不了太久，最终注定失败。

　　这些女性发现身为职业母亲，在公司里很矛盾地被叫做「兼职专业人员」。虽然是兼差，女性对於自己带走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责任，她们的地位降低了，但更重要的是，她们的战力与影响力也被限缩了。她们眼睁睁看着自己「兼差」的工时逐渐增加到全职，却没有补偿任何薪水；她们失去了升迁的机会；看着她们得之不易的弹性工时遭到否决。女性也很敏锐地感受到她们努力挑战加班文化所带来的污名。在大型软体公司担任行销主管的克莉斯汀（Christine Thomas）说：「当你（在公司里）做的是共同分担工作（job-share），你就盖了一个写着妈咪（MOMMY）的大印在你头上。」菁英律师事务所合夥人布莱儿（Blair Riley），虽然可以安排兼职工作，但是却不敢让身边的同事知道。她把兼职比喻为生病：「有一点像感冒。不是好了，就是离开。」女性通常把这个污名内化成自己失败的象徵，这种污名还进一步破坏她们付出种种努力而来的成功，也削弱她们对於工作与职业生涯的依附。

　　虽然这些女性详述职场压力的无情，还有她们用尽全力发展应对策略却失败的故事，但她们却很少有被牺牲与受歧视的感觉。尽管她们亲自感受到当妈妈受到的惩罚，但因为已经把职业的规范内化，所以没有多少人会觉得自己被偏见与歧视所伤。她们不愁吃穿、了解自身所在位置的特权，她们的完美主义取向，以及强烈的自我能动性，在在使得她们采取一种选择的叙事（narrative of choice）。七○％的受访者，在访谈当中，常常提到「选择」，像是「主动选择」、「专业选择」等等字眼。女性经常强调，她们在工作时所受到的任何惩罚，都是出於她们的个人行为与偏好。她们常常把自己放弃职业生涯的决定建构为「女性主义者」，指出第三波女性主义主要是个人选择，这与第二波女性主义集中在结构的性别平等相反。在本书里面，三十几岁的人提到自己出於选择是四十几岁的两倍。典型的受访者是三十四岁的梅莉莎（Melissa Wyatt），她原先的工作是募款，她先从专职转为兼职之後再辞职：「我会说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喜欢今日的女性有所选择这点，我觉得这至关重要。」

　　女性缺乏选择的事实，以及说自己决定辞职是种选择这种修辞之间的矛盾，就是「选择落差」。当女性暂停或结束自己投入大笔心力、心心念念的职业生涯时，这样的行为竟被说成是她们选择离开职场。我们的分析显示，在享有盛誉、有权有势以及有利可图的职业中，女性一旦成为母亲，她们继续留在这种高要求工作的选择反而受限。家里的财富使得她们可以选择离开职场，但是我们的研究显示，这种「选择」并不是出於个人偏好，而是因为她们这种工作的本质就是需要「全力以赴」，因而迫使她们必须在全力以赴与退出职场之间抉择。

　　证据说话

　　研究中重复出现的主题是，以男性为理想设定的工作文化，在职场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这种文化不利於弹性工作，并且进一步惩罚想要寻求弹性上班的女性专业人士。针对女性大量入侵的前三种专业工作（法律、医疗与商业）的研究发现，妇女选择退出职场比例最高的是商业，其次是法律，而最低的是医疗。三者的差别在於商业与法律工作时间较长且无弹性，医疗则是随着从私人开业模式转移到大型集团开业而变得比较弹性。

　　另一份针对高成就女性的研究，同样把辞职的决定，归因於工作与组织因素，例如不弹性、歧视和缺乏升迁机会等等。呼应了我们研究对象为此所做的努力，辞职的女性如果可以弹性工作并降低到合理工时，她们会倾向继续工作。针对金融业女性的研究同样发现，女性离职是因为男性的职场文化，再加上不弹性的工作条件，尤其是期待更长的工时与随传随到。女性请了产假回来之後，发现自己的责任减少，地位下滑，而且职位也被砍掉，这类似我们的研究发现，女性转为兼职的时候，经常也是她们刚放完育婴假回来上班的时候。另一项研究的结论是女性，特别是专业女性，变成妈妈之後会被「赶出」职场。他们的研究发现，女性在变成妈妈之前，如果做的是比较弹性的工作，比较有可能留在职场。

　　工时长或超时工作对女性退出职场影响深刻，这方面的证据也越来越充分。社会学者车滢珠（Youngjoo Cha）分析全美抽样资料，证明母亲每周工作超过五十小时的话，更有可能离开男性主导的职业，她们不是改到非男性主导的行业上班，就是退出劳动力。这印证了长工时和母职无法相容──在工时长的女性之中，妈妈离开职场的机率，比没有小孩的女性高出五十二％。兼职的人，不论男性或女性，更有可能退出男性主导的工作。如果只看离职的劳工，车滢珠发现，超时工作这个因素，对於在男性主导职业工作的妈妈影响比较大，她们退出劳动力的可能性三倍於在其他领域工作的妈妈。

　　後续的研究也提到，丈夫的高工时对於女性辞职的决定是有所影响的。有一项研究发现，丈夫超时工作的女性（每一周工作五十小时以上），比丈夫正常上下班的女性，更有可能离开劳动力队伍。车滢珠的另一个研究，也有相同发现，丈夫工时长的女性，辞职的机率甚至大於有小孩的女性。这个研究再次强调了工时长与女性是主要照顾者这个历久不衰的文化假设之间的连结。

　　我们研究当中的许多女性，都在决定辞职之前减少了工时，因此也就减少了她们对整体家庭收入的贡献。研究发现，女性的收入如果占家庭收入的比例较小，她们也就比较可能离开职场。我们的解释是，因为有丈夫较高的所得做为後盾，而使得太太得以留在家里——这比较是丈夫决定继续工作的理由，而非女性辞职的直接理由。尽管如此，女性经常拿她们的赚钱能力较低，来解释为何她们的丈夫无法认真考虑辞职而她们却可以，并以此合理化她们为何把丈夫的职业生涯视为优先。

（本文为《菁英妈妈想上班：美国顶尖名校女性重返职场的特权与矛盾》部分书摘）

书籍资讯

书名：《菁英妈妈想上班：美国顶尖名校女性重返职场的特权与矛盾》 Opting Back In: What Really Happens